“欧亚中心主义”的局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欧亚大陆中东部的那些老大帝国，都可谓“帖木儿的孩子们”：莫卧儿帝国自然是由号称帖木儿后裔的巴布尔建立的，而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因为帖木儿的短命帝国瓦解了里海周边蒙古汗国的实力，奥斯曼土耳其因为熬过了被帖木儿击败的试炼而完成了帝国崛起的结业式，大明帝国则因为帖木儿的猝死而躲过了一次剧烈的碰撞。

　　由此，以帖木儿为枢纽，以帖木儿之死为起点，作者顺理成章地将东方诸帝国与处于崛起前夜的未来欧洲诸民族帝国“并置”到一个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全球舞台上，由此展开彼此长达600年的缠斗史，尽管在故事开始之初，相关各方对彼此的存在未必有这种充满后见之明的“自觉”。

　　这种欧亚大陆中心视角的东西互动史最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人们发现欧洲的进逼不再是一个携坚船利炮漂洋过海来敲门的突然事件，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纠缠和攻守，而且欧洲的经略不是绕过好望角而来的单线叙事，是从西欧和俄罗斯同时发起的双钳攻势。这样一来，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和中南欧与欧洲的厮杀，俄罗斯对南部草原和西伯利亚森林汗国的攻伐，以及西欧诸国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侵蚀、掠夺和觊觎就有了此前或多或少被忽略的相关性和共时性。

　　在这些“新颖”的视角和解读之外，约翰·达尔文还特别热衷于强调东方诸帝国在应对欧洲的冲击和进逼时不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样衰朽和不堪一击，而是活力四射地顽抗了很多年，即使渐渐落了下风也是有着悲壮冗长的回声，甚至可以说虽败犹荣。

　　因此，在约翰·达尔文的笔下，习见的是到某一时点欧洲的胜利并没有定论，在某一时节欧洲的胜利尚无关大局，甚至到了胜负分明西风已经全面压倒东风的时候，他还要强调欧洲的实力要么不足以保证其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要么不足以维系其勉强打造的帝国等等。而欧洲和非欧洲的大分流更是被无限押后的，以及并不是欧洲人平地起高楼打造了全球贸易体系，而是欧洲人加入了亚洲和印度洋-太平洋既有的贸易体系等等。

　　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约翰·达尔文总是显得在有意无意间要矮化欧洲的成就，与此同时“拔高”亚洲抵抗的有效性和促成其复苏性崛起的地方性本土性资源，而淡化其向欧洲学习的一面。

　　如此一来，约翰·达尔文的欧亚中心主义就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觉。的确，全球史一直都在，但在对彼此的存在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比如甚至认为对方离了茶叶就会消化不良的时代的全球史，只能更多被视作全球并置史。全球贸易体系也一直都在，但那更多是诸多区域性市场的间歇性连接，和经过交通通讯革命之后的真正意义上全球范围内的自决交往与交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这些正是欧洲所带来的，无论是通过血雨腥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还是工业和战争资本主义。欧亚大陆虽然可以被视为一体，但利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外围世界汲取资源包抄亚洲，并反手利用亚洲资源经营世界的是欧洲而非亚洲。此外，虽说帝国自古以来都有其局限，但前现代帝国和现代民族帝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世界又回到后帖木儿时代，没有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单一制度和单一规范，考虑到全球化的退潮和民族主义的回潮，这似乎颇有先见之明。不过对于当下更具启示意义的，或许是如下发现：欧洲大规模的崛起和全方位压倒东方，固然有工业革命和战争资本主义这些利器的加持，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作为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欧洲诸民族帝国对内部和平达成的共识，和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这大大减少了其内部的纷争与掣肘，从而使其可以一致对外，以摧枯拉朽之势奠定欧洲霸权地位。当这种和平被“一战”和“二战”摧毁的时候，非欧洲势力在经过漫长学习阶段后的反击则迎来了最成功的时刻：一个后殖民后帝国主义的世界诞生了。

　　从这个维度来看，考虑到欧美当下的协同性，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经秩序会遭遇怎样的挑战与反弹是不言而喻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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